有多少种解释，就有多少个斯威夫特
古代斯巴达以正面形象出现在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及其他作品中，诉说着作者在道德和政治想象中深刻的乡愁及其保守和权威主义品质。慧骃国是古今之争中最后一次绝望的声明。慧骃国的斯巴达式秩序可能无法达到，却可以成为针对现代人的永恒指责。
斯威夫特讽刺了格列佛对慧骃的热爱，表明他反对以抽象普遍性的名义否定身体与激情。熟读《王制》强化了格列佛的这一倾向，影响了他对慧骃的想象。然而，格列佛在赞赏《王制》中最佳城邦的同时，恰恰可能误解了柏拉图。
兴起与衰落：《格列佛游记》与乌托邦的失败 （摘录）
拉得纳（John B. Radner） 撰
何涛 译 林凡 校
狮子、熊、大象以及其他一些动物都强壮勇猛，它们的种族在自己的土地上从未衰败，除了碰巧被人类的诡计所奴役或者消灭。但是，人类每天都在堕落，这纯粹是出于愚蠢、固执、贪婪、暴虐、骄傲、欺诈，或者说，丧失了他们自己的人性。
——斯威夫特，《关于宗教的深入思考》
现在，人们通常认为，《格列佛游记》与斯威夫特的大多数作品一样，刻意将读者引向一种造就-意义的艰苦历程，也就是说，“该书成为一台机器，斯威夫特设计它的目的并不是要提出一组学说，而是使读者踏上自我反思、自我怀疑和思想更新的历程”。由于格列佛是一位好奇心有限的天真叙述者，所以读者会经常注意到他的迟钝，比如他在为一位小人国贵妇的名声进行详细辩护时的表现，当时这位贵妇正被指控与他有染。斯威夫特还引导读者去寻找格列佛忽视的东西（例如，小人国与英国基本的相似之处），弥补他推理中的缺陷（比如他如何解释小人国居民为什么断定“子女的教育绝不可以托付给他们的生身父母”），深入考虑那些他只是象征性提到的主题（小人国的法律和制度在哪些方面[如果有的话]比英国更加优越），还要在他未能发问的地方提出问题（比如，巨人国国王，或者彼得罗船长是如何做到比绝大多数人卓越甚多）。
斯威夫特出生的房子
关于这种促使读者进行积极思考和评判的阅读方法，莫尔的《乌托邦》是先行者，恰好在游记发表不久之后，格列佛在假托致其表亲辛浦生的书信里提到了这本书。《乌托邦》的主人公希斯拉德（Raphael Hythloday,）和格列佛一样，常常未能注意到他讲述的一些事实不可思议，也就是说不尽合理，例如，乌托邦人明明可以轻易播种，却要费力地越过整个森林去播种。在两部作品中，大量明显的错误使我们有必要质疑讲述者所说的每一件事情，例如，拉斐尔在《乌托邦》第二卷的第一句告诉我们，乌托邦是一个新月状岛屿，最宽的地方有200英里，周长大概500英里，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周长的直径最多只能有160英里；比如，格列佛仔细解释了，慧骃如何通过让每对夫妻只养育男女各一两个孩子来“避免国家的人口负担过重”，却又让“下等慧骃养育三对子女，日后充当贵族的仆从”（《作品集》，卷十一，页268）。
然而，《格列佛游记》对读者的挑战还有别于《乌托邦》。莫尔的作品直接就引导读者来比较自己国家与他想象中岛屿的规章制度。《乌托邦》把卓越成功的乌托邦呈现为回应英国邪恶的答案，第一次与拉斐尔的对话详细描绘了乌托邦的法律与政策，以此回应主人公莫尔提出的质疑，即一个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永远无法运作，这留给读者去考虑拉斐尔没有讲述的（如果有的话）事情，去设想维持乌托邦的运作而牺牲掉的东西，同时反思有没有可能结合乌托邦的特征与欧洲的特征，并且想要知道，是否有什么方式可以在别处复制乌托邦。相比之下，斯威夫特的作品则不时引导读者们怀疑，是否能够实现任何乌托邦——任何一种接近正义社会的情况。我们看到的乌托邦实验，比如小人国的制度（《作品集》，卷十一，页56-63）、英国的宪制（同上，页127-132）都遇到了失败，也许这会引导我们思考，它们为何会失败？格列佛就此问题只有肤浅的思考。我们看到的西方世界历史是一幅衰落的全景画（同上，页194-202），并且可能会问，如何解释格列佛所谓“历代以来那种令人叹息的人性不断退化的趋势”（ 同上，页210）。当他想象自己如果能长生不老可以做到什么事情时，当他后来想象我们看到一些慧骃、或在他的作品中读到它们时会有什么反应时（同上，页292），格列佛本人就变成了一个乌托邦的反思者，这些反思也许就会嘲弄我们的相法，诸如想要知道如何（倘若可能的话）改善人类，什么东西（如果有的话）可以改变似乎不会停止的从好到坏、从坏到更坏的历史趋势。斯威夫特的作品还提出了一些格列佛从未想到的问题，关于如何解释他遇到的这些极其罕见的社会正义和个人道德的典范。例如，当格列佛讲述说，巨人国居民已经找了一种方法，能够治愈“全人类所犯的通病”，他的话语几乎就是在要求我们提问为什么这个岛国如此特殊。此外，当格列佛在描绘巨人国国王或者彼得罗及其船员时，这些叙述也许就在提示我们思考，什么令这些人如此优秀。
斯威夫特1735年作品的书名页。图中，作者端坐在牧师椅上，接受来自爱尔兰的致谢。下面一行文字是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诗句，意思是：“我已铸就比青铜更永久的丰碑。”这里的青铜“brass”是双关语，因为作者脚下散落着一地用铜铸就的分币。作者头顶上方有天使基路伯降临，授予他诗人的桂冠。
《乌托邦》和《格列佛游记》的区别在于它们促使读者去思考乌托邦的不同类型；二者应对基督徒读者的方式也截然有别。莫尔作品的每卷结尾，都明确而直接地考验基督徒读者。乌托邦人尽管不是基督徒，却信仰一种在某些关键方面与基督教一致的宗教，包括信仰个人不朽与死后审判。他们因此会欣然皈依基督教。不同的是，在《格列佛游记》中，尽管格列佛在第一卷和第三卷的结尾宣称自己是基督徒，但他却属于斯威夫特在别处所谓的“名义上的基督徒”（《论英国不应废除基督教》，页28），在他的一生当中，在他关于“人性退化”的思考或者乌托邦的可能性之中，基督教都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不过，书中的一系列暗示也许是在提醒警惕的（尤其是斯威夫特时代的）读者，要留意名义上的基督徒格列佛无法理解的事情：关于小人国和英国的乌托邦方案的失败，关于“人性不断退化的趋势”这些问题，都可以在《圣经》关于堕落的描写中找到解释。这些暗示还提示人类唯一坚实的希望不在于乌托邦计划而在于宗教觉醒。对于人类来说，乌托邦没有可能，但个人的拯救却并非如此。
摘录《格列佛游记》中关于乌托邦规划的思考相对容易。不过，书中隐含的关于乌托邦的宗教视角就稍显隐晦，因为格列佛对宗教事务不太好奇并且相对沉默（参Morrisey，《格列佛的历程》，前揭，页11-13），有学者称，书中的宗教是“文本中挥之不去的重要缺失”，这是颇为恰当的看法。最为直接的暗示出现在第三卷结尾，格列佛拒绝踩踏十字架，这导致日本皇帝怀疑他不是一个“真正的荷兰人”，但“必定是一个基督徒”（《作品集》，卷十一，页216），尽管格列佛在关于斯特鲁布鲁格的那一章刚刚表明，他对十字架的意义所知甚少。《格列佛游记》的每一卷都隐含有从《圣经》视角对乌托邦的观察。
由于这种隐晦，格列佛本人完全缺乏这种暗示性的观察与理解方式，这同1708年《论英国不应废除基督教》不同，该书开篇就直接向读者们发出的挑战，并为“名义上的基督徒”进行辩护，“名义上的基督徒”截然有别于“真正的基督徒，就像‘真正的基督徒’这个词最早（如果我们相信那个时代的作品）的用法，是要对人类的信仰和行为产生影响”，“长期以来”，这种形式的基督教“被完全彻底地丢在一边，因为它全然对立于我们当下的财富和权力系统”（《论英国不应废除基督教》，页28）。和《论英国不应废除基督教》及其他大部分与宗教有关的作品一样，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中也有意识地向一个混杂的读者群体发言，这个群体可能包括“无神论者、索齐尼派教徒、反三位一体者以及其他细分的思想自由者”（《论英国不应废除基督教》，页35），还包括各种不同理解程度和献身程度的英国国教信徒，以及格列佛这样缺乏思考的人。斯威夫特今天的读者作为一个群体，不大可能像他当时有意识写给的那些读者那样，具有基督教教育的经验。整体来看，比起斯威夫特预期的读者，我们对待那些宗教辩护的态度也许更不严肃。不过，我们可能要比斯威夫特的同时代人更加意识到回答下列问题的历史紧迫性：深入质疑为什么绝大多数乌托邦实验都遭遇失败？如何解释那些罕见但又极其重要的关于个人健全与社会和谐的例证？《格列佛游记》自出版以来，持续产生了大量热情而富有争议的批评，同时，结合自身长期教授学生的经验，笔者清楚地发现，这部作品还在不断地愉悦读者，并从根本上挑战他们，将我们的阅读经验转化为一种关于探索、自证其罪以及自我辩护的过程，尽管在我们当中，只有少数人能够发现，基督教是可以接近的或有吸引力的，这既是斯威夫特作为一位教会人士所宣讲与辩护的基督教，也是格列佛最初公开信仰但后来放弃了的基督教。
“经典与解释”辑刊：47
《斯威夫特与启蒙》
娄林 主编
带领读者观看古今之争的硝烟
目录
论题 斯威夫特与启蒙
理性主义与共同体——斯威夫特对慧骃国的批评
斯巴达和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中的乡愁
斯威夫特和柏拉图的政治哲学
兴起与衰落——《格列佛游记》与乌托邦的失败
启蒙之前的理性与启示——沃格林的分析和斯威夫特的例证
古典作品研究
隐秘的颂词：尼采读卢梭
思想史发微
章太炎学说对清末民初蜀学界的影响
古文今刊
直注道德经
旧文新刊
然疑待徵錄·詩說十三則
1933 / 1934年校长任职：事实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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